司徒乔在广州读中学时，与冼星海是莫逆之交，冼星海小司徒乔两岁。他俩的母亲也有很深的交情，虽然冼的母亲是个洗衣妇。

    司徒乔１７岁时，“五四”运动爆发。兴国救亡、开创新文化，鼓舞了他与冼星海。此时，冼星海进了上海音乐学院，而司徒乔于１９２４年到了北京。

    司徒乔最出名的画作之一，就是《三个老华工》。

    他于１９４６年到美国，１９５０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就满怀激情，由三藩市坐“威尔逊亲王号”轮船回国。在檀香山停泊时，上来了三位华工。他们都６０多岁了，粗手大脚，目光呆滞，沉默寡言，像三尊无言的石雕，整天蹲在甲板上。司徒美堂先生也曾说起过这三位老华工：这是殖民者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几十年繁重劳动却无处说话，所以他们连话也不大会说了，只会说几句台山话。

    这三位老华工是“卖猪仔”到檀香山的。去时，路上走了近５０天，他们中有１０多个同伴病死，被丢进海里。上岸的共有６００人，给资本家种甘蔗菠萝、橡胶……几十年后，活下来的仅就他们三个人了。命大，还能盼到还乡，只是带回来的还是穷困，还有衰老。司徒乔为此悲愤满腔，在船上就创作了这幅《三个老华工》。

   这幅画成了反映华工苦难历史的传世之作。

   司徒乔是一位深入社会、反映底层人民生活、充满热情和责任感的画家。他所以能如此，一是时代环境使然，二是鲁迅先生的教导和影响。

    １９２４年，司徒乔到了北京。有文章这样描写他：

    “他作画比吃饭更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画，自有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是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在路上遇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因而就忍不住把它画出来。司徒乔画的人物大抵是乞丐、驴夫、洋车夫等。因为他眼中所见的北京就是这样。有一天，我到他宿舍去，看见他在作画，大乞丐，小乞丐，并排坐在他床沿上……”

    那年头，苦难是画不完的。

    １９２６年初，天气冷极，施粥处有一位妇女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自己又挺着大肚子在领粥。五个警察在使劲打她。她分辩道：“我讨了一碗给孩子吃，想再给自己讨一碗，我不是一人讨两碗……警察不听她的分辩，只是打她。”

    司徒乔愤怒极了，一定要将它画下来。他一连画了几天，画了十几张，都不满意，他怪自己画不出警察的兽性和野蛮、画不出妇女的苦难……

    他把这幅画起名为《五个警察和一个０》。

    这年６月，他把这幅画和其它７０多幅画，挂在中央公园办了一个展览。意想不到的是，这幅画和另一幅画第二天便卖了出去。替他守摊的人说，是一位瘦瘦的、穿着长袍的、４０多岁的斯文长者把它们买走了。本来是１８元。但长者拿出了二张１０元钞票，守摊者为难说：“我找不出，我没钱，画家又不在。”长者说：“不用找了，这张画是不止这个价钱的。”

    长者走了。

    长者是谁﹖——鲁迅。

    １９２６年，《莽原》改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共出了４８期，全用司徒乔的画作封面，主编就是鲁迅。未名社还出版不少书籍，司徒乔也为它们画封面画插图，每月收入１０元。当然，他的精神收入是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鲁迅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司徒乔在鲁迅的旗帜下成长。

    １９３６年，司徒乔到了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

    上海，抗日的声音响彻云霄。抗日斗争波澜壮阔。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已到了陕北。

    司徒乔到上海，见到了住在法租界的好友冼星海。当时他斗志昂扬。但他教青年们唱抗日歌曲时，却要紧闭自己住的亭子间的门窗，还要叫母亲在门口望风。抗日也有罪。

    在上海，司徒乔也见到了鲁迅。司徒乔提出要给鲁迅画一幅油画，鲁迅同意了，说安排好时间就通知他去画。过了几天，参观苏联木刻展览会时，他又见到鲁迅，又提起画像的事，鲁迅又同意了。

    鲁迅是新文化的旗帜，他要画下这面旗帜。

    鲁迅是他精神上的指路人，他要把他的精神画出来。

    可是，不幸得很，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晨５时２５分，噩耗传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司徒乔赶到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向这位当自己刚刚走上艺术之路就指点自己前进方向的导师深深致哀。先生看透人世的锐利目光闭上了。先生为民族而跳动的心脏停止了，但他的“民族魂”在亿万人心头活着。

    司徒乔强忍泪水，强忍悲哀，打开画箧，拿出竹笔，在先生盖棺前，迅速画下了先生的遗容。

    他用的是竹笔，所以线条很硬，用不多几笔划，就把先生的精神长留在人间。

    遗容一共画了三张。在最后一幅画的背面，他写下了这么几个字：“鲁迅先生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作”。

    上海二万多群众送别了鲁迅。

    宋庆龄先生也长途步行送别鲁迅。

    当宋庆龄和司徒乔走在一起时，他将三幅鲁迅遗容中的一幅送给了宋先生。几天后，宋先生派人回赠他一本鲁迅先生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司徒乔第一次到北京是１９２４年，第二次１９３３年，第三次１９５０年；此时新中国成立了。

    他刚到北京，住在司徒美堂家里。后来，找到房子又搬了出来。此时，他的最大愿望是为鲁迅作品插图。他家隔壁正好住的是拉洋车的工人，那位工人有六个孩子都上了学，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就以这个洋车工人为模特，为《一件小事》插了图。《鲁迅与闰土》一画，他反复画了十几次。此画他自己也很喜欢，这幅画也为广大读者喜爱。《药》的各色人物，有刽子手，有愚昧的穷人……因为他对旧北京了解甚多，画起来也还得心应手……

    １９５８年２月６日，司徒乔去世，年仅５６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