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福建社会科学院 杨华基研究员

　　本次论坛共提交一百多篇论文，可以说集中了国内外郑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次开拓性、创新性的探讨，具有深远意义。

　　受论坛组委会委托，我就本次论坛主要观点作些简单概括，不妥之处，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一、关于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群体形成、生存发展影响

　　主要包括以下的两部分内容：

　　1、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主流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赵和曼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对当时的华侨开发南洋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日后的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也有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航海成就，为我国人民大量移居海外创造了有利条件；郑和下西洋执行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显示中国的富强，提高了华侨地位；在郑和下西洋的实践中，根据是否危害明朝统治者利益这一标准，郑和对不同类型的华侨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客观上看对华侨华人社会具有正面的影响，郑和下西洋是为了“针对华侨、打击华侨”之说有言过其实之嫌。

　　李鸿阶研究员认为，郑和下西洋不仅提高了中国海外移民的政治地位，而且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增进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维护了华人移民的正当权益，因此，它对华人移民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均产生积极作用。

　　孔远志教授认为，在南洋的传说中，华人把郑和看作赐福除灾的神灵，人格神郑和具有特殊地位。华人把纪念郑和活动，与传承中华文化和吸收定居国的文化相结合，与宣扬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友好相结合，与回顾华人创业史相结合，与尊重定居国主流社会宗教习俗相结合，与维护华族正当权益、促进族群和睦、繁荣当地经济相结合。

　　林在明先生认为， 尽管郑和下西洋仍是官方想要窒息私人走私集团，但基本上是维护广大海外华侨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的。 郑和下西洋吸收了许多沿海人民加入远航船队，在恢复和发展朝贡贸易的背后，推动了私人贸易发展，维护了海外华侨经济利益。 郑和下西洋时期是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得到保护的时期，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掀起拓殖南洋的新时代， 促进了海外华侨社会职业构成的变化，海外唐人街的形成，建立了南洋开发移民圈等。

　　王介南教授认为，郑和在东南亚饯行了许多造福东南亚华侨活动，包括和平外交活动及其封贡制度的建立、恢复华侨与祖籍国联系的海上通道、爱护侨领、构建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网，提高东南亚华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

　　张学惠副研究员认为，新航线的开拓，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更多、更全面地认识华侨华人的资源属性；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方式，推动着华侨华人作用载体沿着和平模式发展，使得华侨华人的作用被更多的人所认同；郑和下西洋通过展示国家综合实力，推动住在国对华侨华人移民群体的资源认识；中国综合国力的影响，推动了南洋许多国家新的发展，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和吸纳华侨华人的人才、科技、经济、文化等资源的重要性。

　　林友华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宁，华侨安全有了切实保障；“郑和时代”是东南亚华侨富有安全保障时期，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处于主导地位；“郑和时代”结束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屡遭不幸，甚至惨遭西方殖民强盗的奴役屠杀。几百年来，华侨华人缅怀、崇敬、爱戴郑和，正是期盼和平安宁的反映。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支持了学术界否定的评价意见。

　　如陈显泗教授认为，郑和在执行和平使命的同时，也执行了招抚华侨政策，招抚中镇压了拒不屈从的华人集团，打击了华侨，不利于华侨的生存与发展。郑和此举与其信奉的“朕即国家”有关。在这一国家观的支配下，郑和抱着完成国家使命的宗旨，忠实地执行了明成祖授命的华侨政策。六百年来，包括华侨在内的华人世界对郑和的评价总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但这只是人们历史地、全面地从而公正地来看待我国历史上这位开世人之先河的伟大航海家。

　　2、郑和下西洋对华人海外移民和华侨华人群体形成过程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对 华人海外移民和形成华侨华人群体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鸿阶研究员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间接地促进了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海外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发展，为中国人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今天中国人走向世界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与福州华人华侨”课题组认为，郑和下西洋与福州的海洋文化、海外移民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福州海洋文化、海洋知识、海外贸易以及与海外移民、海洋意识和崇商性等主要表现形式，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条件，为郑和船队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智力、技术和精神支持；郑和下西洋丰富和发展了福州海洋文化，强化福州人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精神，使得福州的海洋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的发展。

　　黄英湖研究员认为，郑和下西洋廓清了海路，保证中国与南洋航线的畅通；在东南亚树立“天朝大国”威望，进而与当地各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关系；众多闽籍人士对下西洋活动的积极参与，也使福建人民进一步增加了对南洋等地了解，为华侨在南洋的商贸活动和移民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从而促使更多的福建人走向海外。郑和下西洋之后，到海外谋生和侨居的福建人进一步增加了。

　　林心淦先生认为，郑和下西洋后虽然没有马上形成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不能以此否定郑和下西洋对海外移民的积极影响。郑和下西洋虽然没有影响封建王朝的移民思想和移民政策，但通过时代影响和历史的积淀，在追求海外财富欲望、移民文化特质、移民成本－收益预期等方面，造就了沿海地区人们海外移民的内在动力因素，一旦外在条件具备，影响效应就会显现，这在近代移民潮中甚至在当代新移民浪潮中都得到了体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移民过程中没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王付兵副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之一，就是执行明朝政府的仇视、打击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推动东南沿海人民大规模出国，并不是华侨开发东南亚的重要时代。华侨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应是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欧洲殖民者东来带动的南洋开发、我国部分开放海禁等条件下所出现的。

　　二、有关郑和历史、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承问题

　　主要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及其历史地位

　　庄景辉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伟大“皇权思想”（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具体实践；是明初肃清贡道，提升海外威望，拓展海外关系的重大举措；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贸易。

　　徐胜一教授则以季风变化与航海往返规律，以及有关的史籍记载为依据，对《天妃灵应之记》与《明史》记载的差异提出质疑，认为郑和第一次西洋回京后（永乐五年九月）到第二次航海离开太仓（永乐七年九月），郑和一直是留在中国而没有出海的。

　　2、关于宗教信仰问题

　　重点论证了郑和是多种宗教的信仰者，对宗教海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文章有：以遗迹记载为线索，阐述了郑和与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关系；从海外华侨华人对郑和的崇拜和信奉，论证了郑和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从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的宗教行为，论述郑和对泉州伊斯兰教复兴的贡献。如 李天锡 教授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有关郑和历史遗迹为依据，论述了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三宝公的信仰和崇拜，进而分析了三宝公在华侨华人传播原因，揭示了三宝公信仰对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海外华侨与多民族宗教融合、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等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3、关于郑和崇拜问题

　　主要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对有关郑和的遗址、遗迹、历史文献、祭祀活动以及各种的神话传说等，阐述了当地民众对“郑和崇拜”，并逐渐发展为今天东南亚各族群文化的一个特色。如 曾玲 教授采用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所讨论的“中国”与“东南亚”的郑和，一个是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一个是存在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文化范畴的郑和。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已经成为蕴涵着复杂和具有多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号，所代表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所实践和追求的睦邻友好、和平外交、不同宗教与文化族群之间相互接纳、和谐相处、互相融合以及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普世价值。

　　4、关于“郑和下西洋与福建”

　　重点阐述了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以及闽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贡献。认为王景弘在郑和下西洋中的 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 黄瀚 先生认为，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主要是维护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局面，促进友好往来；发展海外丝绸之路，推动海外各国的经济 发展；成功指挥船队远航，扬威中国航海技术；传播中华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海外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等。王晓云、 谢重光 教授考辨了王景弘祖籍及宗教信仰问题，指出王景弘是多种宗教的信仰者，而不是单纯的伊斯兰教信仰者。闽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供性能良好的船只；闽人具有丰富的航海技术；是郑和船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海神信仰等。此外，有的 文章考析了“郑和宝船”；或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角度，探索中国“和平崛起 ” 的历史演绎，认为全球炎黄子孙形成合力之时，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日。

　　三、关于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政治对外关系

　　论文以大量史籍、历史遗迹及考古发掘中的有关资料，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论证了明王朝和东南亚、西亚、非洲、澳洲、琉球、马来西亚等国关系，个别学者涉及到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理念、国内军事背景、交通工具等方面。

　　李金明教授认为，明朝的睦邻友好政策，主要表现在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海外诸国的以诚待之，赢来了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上，相对减少倭寇对我国沿海的侵扰次数，使沿海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中国文化对流球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东南亚各国谴使来华，对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传统友谊有着积极的作用。

　　余定邦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有利于维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使该地区的航道安全有了保障。东南亚地区的航道安全，促进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正常交往。

　　李安山教授认为，郑和非洲之航结果，使中非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加深了中非之间的交流交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因此非洲之航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但对郑和非洲之行也提出了质疑。

　　郭渊先生认为，郑和下西洋正是天朝谴使四维，睦邻求宁；恩赐有加，朝贡频来；宗藩有序，扬华夏文明；华必统夷，天威不可侵犯；以德来远，审慎用兵等理念的忠实执行者，对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小键教授剖析了郑和下西洋前，明朝对东南亚推行和平安抚政策的原因，阐述明朝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是如何影响郑和下西洋的。

　　梁立基教授以典型意义的史迹，阐明了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睦邻友好关系所取得的辉煌成果。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广泛的人员和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朝贡贸易发展，东南亚国家纷纷以朝贡名义来中国互市通商。

　　温北炎、张应龙教授分别以印尼、马来西亚为例，阐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友好关系发展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后，提升了明朝的对外友好关系，巩固了马六甲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促进了中国人的移民发展。

　　王国平先生认为，明初的政治形势变化、尤其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形成，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动因。如果没有北方现实的、严峻的安全威胁，明朝政府就不会急于向南发展对外交往；如果没有“靖难之役”军事政变，宦官地位不会迅速上升，就可能没有郑和出使西洋的举动；如果没有皇位继承的非程序化，明朝就没有必要频繁出使各国，加强与海外国家的朝贡关系。

　　郑寿岩先生认为，郑和下西洋加速并扩大了外交与侨务的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上移民，但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周期恐慌和政治痼疾的牺牲品；明王朝为了扩大海外政治影响，尽管付出了高仰的经济外交成本，但它仍然抵挡不住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南洋的经济侵略。

　　徐斌先生认为，郑和下西洋打通了南海通道，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亚洲海域的和平局面；明朝政府通过积极的物力和人力扶持，使中国得以借助琉球及其其他的朝贡国的频繁朝贡，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调节国内市场对海外稀缺商品的巨大需求。

　　李新峰先生认为，下西洋与重大军事行动密切关系，似乎说明郑和下西洋有为其他军事行动壮声威、固后方的使命。郑和七下西洋，或许揭示了明朝决策者的一个隐性原则，那就是当皇帝或大军离京，乃至皇帝亲征军到塞外时，明朝海军也要尽量离京，乃至直隶和东南沿海地区。

　　郑家馨先生探索了郑和下西洋动机，阐明了红海成为东西交流障碍，以及地中海欧洲国家为何不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因。

　　沈萍女士从政治、经济、海权战略等角度，提出郑和下西洋在现今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让决策者思考如何能四海如一，协合万邦，开创长治久安和平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