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恢复农业生产和消灭盘踞在北方、云南的元朝贵族残余势力，以及剿灭沿海地区的海盗和倭寇。因此，强调加强海防，厉行海禁，奉行保守的对外政策，与东南亚等海外诸国保持的传统朝贡关系大多中断。这些国家对中国有的越礼肆虐，有的甚至诱杀明使，诸国之间亦明争暗斗，地区不靖，局势不宁。到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以及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4年），政权稳固，经济复苏，造船业的水平居世界前列。从明成祖时起，开始关注东南亚诸国。于是，有了派遣郑和下西洋之空前盛举。
郑和下西洋以和平外交方式恢复并发展了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并辅以军事手段剿灭海盗，清理贡道，展示国力，为东南亚华侨创造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并产生深远影响。
一、和平外交为主调，与东南亚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为华侨开创空前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统率由百余艘远洋帆船和27000多名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先后七次西洋，在茫茫的印度洋上“维绡挂席，际天而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沦溟十万余里”，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程总计16万海里。其中，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占城国、灵山、昆仑山、宾童龙国、真腊国、暹罗国、假里马丁、交栏山、爪哇国、旧港、重迦罗、吉里地闷、满剌加国、麻逸冻、彭坑、东西竺、龙牙加、九州山、阿鲁、淡洋、苏门答刺、花面、龙屿、三岛、渤泥国、苏禄国等。每次出洋航线都是由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港口离开中国国境，乘东北季候风向着西南方向航使，首达印度支那半岛的占城国，然后依次访问东南亚及南亚诸国。前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今卡里库特），后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但丁）和麦加，以及东非的竹布、麻林等地。
郑和下西洋的主调是奉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不欺寡，不凌弱。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过程中，曾于永乐四年（1406年）到达爪哇东部地区，适逢满者伯夷国内乱。西王都马板，即威克拉玛瓦尔达纳（已故的满者伯夷国王的女婿，指定的王位继承人）和东王威拉甫美（已故满者伯夷国王曾封之为东爪哇侯），两者之间为王位而战。介于这是该国的内政，郑和一行未有干涉。然而，在混战中，“西王兵所杀者170人”1。郑和对此采取忍辱负重的克制态度。且调查后证实这只是一次误杀，所以没有兴兵讨伐，而西王也遣使向明廷谢罪。明成祖也只是让西王赔款黄金6万两的赎罪金。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于永乐六年（1408年）再次到达东爪哇的时候，西王却只肯向明朝政府赔偿1万两黄金，这就亏欠了5万两。有的朝廷官员建议把西王的使者入狱，但是明成祖不仅赦免了他们，“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且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2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厮杀 , 明政府和平友好的 诚意亦更加深入人心。
郑和与满剌加的友好交往突出体现了对当地国发展和繁荣，从而为东南亚华侨提供空前良好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作用。
满剌加控制着东西交通要道马六甲的咽喉，是当时东西贸易的一个大集散地。并且马六甲是早期华侨云集的地区。所以，郑和下西洋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地，除了在此进行贸易外，还在这里建立了货物、钱粮仓库。郑和七下西洋，七次都到达满剌加。
郑和首先帮助满剌加平息了暹罗的侵扰，取得政治上的稳定。永乐三年时，明成祖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赐以印诰，使其取得与暹罗平等的地位。但是，比满剌加强大的暹罗，强行发兵夺其受朝廷印诰。为此，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奉命到暹罗和满剌加，一面谴责暹罗的强暴行径，一面“封为满剌加国王，赐银印、冠服”，为拜里迷苏剌举行正式的封王仪式，并勘定暹罗和满剌加的疆界，进一步巩固了满剌加的独立地位，“从此不复隶暹罗矣”。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暹罗正图谋侵掠满剌加，郑和于是奉命谴责暹罗不顾邻邦之谊，使暹罗不敢侵犯满剌加。
郑和把满剌加作为下西洋的中心站，从而大大提高了满剌加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和声誉。这就促使各国商人纷纷到满剌加做生意。满剌加诸王，也善于利用明朝的声望和支持来获得独立和发展，善于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来发展贸易和经济，对郑和船队的到往更是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款待。这使得立国不久，经济原本十分落后的满剌加国很快成为15世纪著名的国际市场。
由于郑和下西洋增进了我国人民对满剌加的了解，加之，满剌加诸王为争取中国更多的人前往贸易和侨居，采取税收优惠，对于从中国运到马六甲贸易的货物不用征税。这些促使大量中国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人和广东人，前往满剌加，或者经由满剌加南下其他东南亚国家。“明代既以马六甲为对南洋贸易的中心，故中国商船均云集港内，每年初春顺西北季风南来，夏季则顺东南季风而返。其时，马六甲华侨大多来自闽省，男女顶结髻，习俗同中国，全城房屋，悉仿中国式，俨然海外中国的城市。”4
在这样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的华侨，不但得以和当地人友好相处、贸易上获利颇丰，还受到满剌加政府的重视和信任，政治待遇也随之提高。满剌加王国任命华侨为港长或港务官。当时满剌加 共设四个港长，其中一个就是有华侨担任，他直接负责接待来自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船只的事宜。满剌加王室还和居住在那里的华侨通婚。据说满剌加第二任国王，《明史·满剌加国传》称为母干撒于的儿沙，娶中国船长大王的女儿。满剌加国王还任用不少居住在马六甲的华侨担任出使中国的通事（翻译），如“正德三年（1508年），使臣瑞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5
不仅在满剌加，许多郑和经过的华侨聚居地，华侨的待遇也得到极大改善。在大泥，大泥国王对华侨非常友好，在此影响下的大泥国人“爱敬华人，见华人醉者扶之以归。”大泥国王除了用贸易免税等优惠措施欢迎华侨前往贸易外，还任用不少华侨担任各种官职，“其王向打遣使从商人蒲庐歇为导，入都朝贡。”6甚至有华侨坐上所在国国王的宝座，福建人曾担任文莱国王，他正是随郑和出征来到此地，之后奉命留镇其地，因此王府旁曾立有中国碑。这位福建籍国王曾领导文莱的反殖民战争，“先年曾为佛朗机所逐人走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死佛朗机无数，佛朗机遂奔吕宋。……”7
郑和下西洋中开辟和发展了不少海港商业城市。8苏门达腊的旧港，由于陈祖义海盗集团被郑和消灭，海路交通得以恢复，因此海上贸易得以正常进行。在梁道明、施进卿等守法私商和地方官员的带动下，旧港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爪哇三宝垄城市的诞生和发展，更应为郑和下西洋的一份功劳。爪哇三宝垄是爪哇北岸三大海港商业城市之一，也是当今爪哇省的省府。传说为郑和的副手王景弘及其随员开发，成为繁荣的小居民区，于是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前来，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共同为三宝垄的发展而耕耘着。华侨为了纪念郑和，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庙，除定期前往礼拜外，还于每年 阴历六月二十九日（一说是郑和登陆三宝垄之日，一说是郑和的生日），举行盛大的纪念游行。这虽然是传说，然而“古代的传说往往不能与历史事实截然分开，”虽然郑和是否到过三宝垄，中国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三宝垄的华人“从不怀疑郑和来过三宝垄，而且在今天岩穴地址附近登陆，也确实在此地立庙来纪念他。”9无论有无此事，三宝垄为华侨辛苦开发是事实，而郑和下西洋使下南洋的航路空前顺畅，生存、发展环境空前宽松，才使得大量华侨来到三宝垄，开发三宝垄。
宣昭颁赏，发展友好关系是郑和下西洋外交上最突出的特点。郑和使团的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每到一地，都要代表中国政府向当地统治者宣诏颁赏，以发展关系，增进友谊，所到东南亚各国都表示诚挚的欢迎。以占城国接待郑和船队为例：郑和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时，由于明朝政府曾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又帮助他们恢复失地，所以占城举国上下都对郑和使团的到来，竭诚拥戴，热烈欢迎。占城国王身穿五色御服，率领王公大臣和500名勇士组成的庞大象队隆重迎接，郑和也率500名仪仗兵列队，按同样的礼节，登上礼坛，向国王宣读并递交了明成祖的诏书，转达了促进睦邻邦交的愿望，并向国王赠送了丰厚的礼品。这样，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和平友好关系。
出于对郑和访问的感激，东南亚各国也纷纷遣使回访中国，表示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当时国王亲自来访的有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等4个东南亚国家。使者来访的东南亚国家有占城、爪哇、苏门达腊、暹罗、麻林等国，他们均受到明朝的隆重接待并赐予厚礼这使来访者对明朝的外交政策很满意很信任。如永乐六年（1408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不幸因病卒于南京会同馆。他在临终前嘱咐妻子等人，要求体魄托葬中华。明成祖以王礼把他葬在南京安德门外，后其子遐旺亦来华，表达对中国的友好与忠诚。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和陪臣540多人来华。明成祖亲自设国宴招待，安置在会同馆，由光禄寺每天提供牲牢，并赐给丰厚的礼品。永乐十七年（1419年），拜里迷苏剌的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嗣再次来华，明成祖再次设宴款待。
各国随同而至中国的，多进献奇兽珍禽，有些是中国从未见过的。永乐十五年（1417年），“阿丹国进麒麟，番明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进縻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1 0永乐已亥（永乐十七年，1419年）秋八月，西南之国，有以异禽来献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载籍而难辩。……雄姿逸态，鸷武有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鸵鸟，生彼番国。想其质胞火德，体孕阳精，目含碧而星耀，顶凝紫而云蒸，嚬凌风以耸拔，翼摩空而峥嵘，冠峨峨以高翥，声胶胶而振腾岂羽毛之同族，实异状而殊型。” 1 1 并感言是念圣德之远被，而献于明廷的。永乐十七年（1419年）九月丙午（初四），“满剌加等十七国王亦思罕答尔沙等进金缕表文，贡宝石、珊瑚、龙涎香、鹤顶、犀角、象牙、犀牛、神鹿、天马、骆驼。阿鲁国王子假阿剌沙，喃渤利国王子沙者罕亦遣使贡方物。赐金织文绮袭衣、白金、铜钱、贮丝、纱罗、彩卷娟有差。” 1 2 这些都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文人雅士也纷纷吟诗作赋，予以歌颂，表达中国愿意和所有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外交，与各国尤其是东南亚诸国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客观上鼓舞了华侨前往，并且为已经定居的华侨创造了空前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这是郑和对东南亚华侨的最重要的贡献。这样，中国沿海地区居民，尤其是福建、广东二省，出洋谋生的人与日俱增，不可遏制。“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下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1 3
这些移入南洋的华人带去了我国耕作、制糖、采矿等较多的生产技术和中国文化，在南洋一带与当地居民一道，为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文莱，由于郑和下西洋确保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和文莱国由于发展贸易的需要而欢迎勤劳智慧的华人前往，15－16世纪大量华人到此经商或定居，据16世纪西方文献记载，文莱都城及其附近的华侨有三万多人，由华侨传入的种植胡椒新技术就使其胡椒产量增加了好几倍，因此文莱迅速繁荣起来。1 4
二、军事手段为辅，肃清障碍畅通海路展示国力，客观上为华侨提供了安全保障
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郑和在对待大多数国家、处理大多问题时，忠实的执行着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友好政策。然而，也以有选择有节制地使用武力作为辅助手段，扫除贡道上的障碍，净化海上交通环境。
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陈祖义等海盗集团。郑和下西洋前，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和南洋地区的海盗活动很猖獗。这些海盗多为禁海后无以谋生的沿海贫民。一些大的海盗集团，占据南洋要冲，反抗官府，有时在海上进行劫掠，有时登陆打家劫舍，同时也经营走私贸易的活动。海盗集团严重影响了明朝与南洋诸国的正常交往，也阻碍了民间的海上往来。郑和第一次远航，士卒共有27800多人，分乘62艘船，船上拥有最新组织和设备，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解决海盗问题作的准备，因此也附带负有解决海寇、肃清航路之使命。“而这一使命的针对者正是南洋华侨。” 1 5
陈祖义是潮州人，于洪武年间携全家逃至旧港。不久，在当时三佛齐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了一名小头目。国王死后，他纠集海盗自封酋长，“为盗海上”，剽掠商旅，致使长期以来“贡使往来者苦之”。1 6自唐宋以来，三佛齐就是东西贸易之中心。至明代仍为“诸番要会”，故华人侨居者最多。郑和船队经过苏门答腊时，陈祖义出降。郑和船队回航（1407年）时，抵达旧港，并诏谕陈祖义。陈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官军”，被告发，故而郑和对陈祖义的袭击行动早有防备，在战斗中，“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命悉斩之。” 1 7
对此许多学者认为，郑和此举维持海疆稳定和中外贡道畅通。 1 8 “郑和等的舰队往南洋各国进行官方贸易是具有垄断性的，对于私商的海外贸易是有排斥作用的。……被郑和所擒拿正法的陈祖义是旧港的私商头子，可能和此有关，不过郑和的船队实力雄厚，纵横印度洋和波斯湾，保障中国到非洲航线的安全，确实排除了海上一大障碍。” 19老一辈历史学家吴晗也有“郑和一行人之使命，第一次远航即得满意的收获，海盗肃清，航路无阻”的褒议。
郑和擒拿锡兰国亚烈苦奈尔的战斗，是肃清沿途障碍，疏通华侨下南洋道路的另一事件。
在郑和到达锡兰的前夕，统一的岛国已经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政府。正统的锡兰人政权位于岛屿的中央，与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以北部为根据地）以及试图将伊斯兰教变成国教的穆斯林儹主二者处于交战状态。亚烈苦奈尔是一个地方的领袖，曾成功的击败泰米尔人的大规模入侵。当时的他正心怀异志，想从正统锡兰人统治者那里夺取权力。郑和抵达锡兰国时，遇到的是亚烈苦奈尔。2 0 被《明史》、《明实录》、《罪惟录》等中国史籍均称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断然拒绝向明廷朝贡，并“欲害和”。不仅如此，他还“数要劫往来使臣，诸番苦之”。于是，郑和在驶往印度，与小葛兰国、柯枝国和古里国贸易结束之后，顺利回到锡兰。亚烈苦奈尔知道郑和回锡兰的目的肯定是自己，于是决定先下手，“诱和至国中，令其子纳言索宝不与，潜发兵五万余，出劫和，且断归路。和出不意，间道，竟捣王城，破之，俘王及家属诸头目归。”郑和把亚烈苦奈尔带回南京。明成祖以亚烈苦奈尔“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缘邻境”定罪，然本着和平、友好的基本对外方针，并不杀他，而是释放了他遣送回国。这时锡兰国人已经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为王，并且诏谕使他逊位。 2 1
苏门达腊战役是郑和下西洋中在扫除贡道障碍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苏门达腊是郑和所访问的国家中一个重要的国家。因为郑和的船队经常需要从这里分开前往不同的国家，而且这里是海舶、番商聚集交汇的地点，其中有不少华商，这又使它成为郑和船队的一个贸易据点，郑和船队在这里设有官长（仓库）。明成祖继位以来，因为苏门达腊的重要地理位置，很注意与苏门达腊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这样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延续并有所加强。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每次出使，都要访问苏门达腊；苏门达腊几乎隔年就会派遣使臣到明朝进贡。
而就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苏门达腊国内发生一些变故，国王被那孤儿花面王侵掠，战斗身中毒箭而死。国王只有一个幼子，不能替父报仇，王妻当众发誓，“有能报夫之仇，复全其地者，吾愿妻之，共主国事。”一个渔翁领兵众击败花面王，并且杀死他为国王报了仇。王妻于是不负前盟，即与渔翁配合，称之为老王。“永乐七年（1409年），效职进贡方物，而沐天恩。”2 2永乐七年“渔夫老王”遣使来进贡时，因当时他是苏门达腊的合法君主，尽管他出身卑贱，明成祖还是承认。之后，“其先王之子长成，阴与部领合谋弑义父渔翁，夺其位，管其国。”当苏门达腊先王之子锁丹罕难阿必镇发动政变，夺取苏门达腊王位时，老王之子苏干剌（史书记载不一致，有的史书记载为苏干剌“乃前伪王弟”，且“方谋弑宰”锁丹罕难阿必镇。2 3）率众逃往邻山，不时发兵攻打锁丹罕难阿必镇。这成为锁丹罕难阿必镇的心腹之患。他遂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一方面向明朝政府报告已经即苏门达腊国王王位，请求明朝政府承认，正式册封，赐给印诰；另一方面，请求明朝政府帮助平息苏干剌的叛乱。明成祖命郑和至苏门达腊时帮助他平息，而苏干剌“怒使臣赐不及己，领兵数万邀杀军官，”于是郑和率领部众及其国兵对其作战，最终“苏干剌败走，”郑和等人“追至南渤利国，并其妻子斩俘以归，至是献於行在。”明廷以“苏干剌大逆不道，宜付法司正其罪。遂命刑部按法诛之”告终。2 4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果断同意命郑和出兵协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政府向海外发展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南洋，即首先要在在南洋诸国中显示明政府的国力，使其他国家或异己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苏门达腊是南洋的战略要地，明朝政府要维护对苏门达腊的“宗主国”地位，需要保持苏门达腊稳定。该地是郑和船队访问亚非诸国的中心交通站，船队在这里设有仓库。从近期讲，苏干剌拥有的数万兵力，一旦控制了苏门达腊，对郑和采取敌对行动，将给下西洋的事业带来很大的麻烦，成为通往亚非诸国的障碍；从远期看，明政府可能失去这个重要的据点，不但明政府的南洋战略会大受影响，而且还将动摇中使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当然，还有明成祖不加考虑的影响就是，也将给华侨出国带来诸多不便，南洋华侨的处境也将会变得艰难。所以苏门达腊战役的成功，稳固了明朝在东南亚的地位，明朝在东南亚威望的提高，直接让南洋华侨受益。
总之，贡道的畅通，障碍的清除，为海商、华侨南下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此后大量华侨就是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线南下东南亚的。同时，明王朝在东南亚展示国威，客观上为华侨提供了安全保障。
郑和七下西洋，这一规模空前的航行，直接或间接对华侨移居东南亚经商贸易、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移民潮自此掀起，且一发不可遏制。“明代之有功与华侨，无俟言矣，而南洋华侨之发达，要惟以我明为极盛时代。”25也正因此， 郑和获得东南亚华侨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如柬埔寨今磅湛市东古城建立了“三保公庙”,其门联曰:“三征异域，抚夷安邦，遗像万年留瞻仰；保明尽忠，辅政治国，英灵千载永长存。”泰国曼谷除建有“三宝寺”外，还有把河港取名为“三宝港”的；泰国大城建有“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庙”、“三保亭”、“三保井”和“三宝山”；茂物有“三宝井”；槟城附近海珠屿有“大伯公庙”，庙中碑文云:“南洋言神，辄称三宝大神，或云三宝即太监郑和也。”印度尼西亚爪哇首府“三宝垄”的“三宝公庙”、“三宝洞”、“三宝井”和“三宝圣碑”。许多庙宇至今香火不断。600年来，郑和的开拓拼搏精神一直激励着海外华侨华人，郑和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