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福州６月１３日电（记者　王凡凡）“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路'的延续，庞大的船队给东南亚各国带去的是‘丝和瓷'而不是‘剑和火'。”

　　这是前来福州参加“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的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长刘达材先生的论点之一，它得到了与会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赞同。

　　来自美国、加拿大、 非洲、澳大利亚、马采西亚、印度尼西、菲律宾、台湾、香港、澳门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６００多位嘉宾和学者参加了旨在纪念“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周年”的这个活动。他们用大量的史实资料证明：郑和下西洋恢复和扩大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网，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促进了东南亚经济的繁荣。

　　菲律宾菲华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江桦指出，《通贡传》等明代资料凸显，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些人所说是“耀兵异邦”，其目的一是推行永乐皇帝的“颁赐贸易”政策，这是当时一种与“通贡”差不多性质的官方“货易货”贸易；一是扫除阻扰明朝与海外贸易通道上的海盗。永乐年间，海外国家与明朝的“通贡”由洪武帝年间的几国增加到了３０多国，这种增加就是郑和下西洋促成的。

　　云南社科院东南所副所长刘雅认为：处于东西海路交通要道上的东南亚地区，其经济发展离不开海上贸易，尤其是海上中转贸易。明初中国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各国的商贸往来，武末年已出现了"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状况。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洪武年间的海禁政策，打通了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之路，双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为东南亚地区和明王朝带来了双赢的结局。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与郑和郑和船队的贸易中获利丰厚，并最终促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枢纽－－满刺加的形成，从而造就了联系欧亚洲的东南亚地区贸易圈。

　　“统计相关史料，期间从东南亚输入中国的货物多达１８５种。众多的海外货物输入中国，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而且为中国动物植物学、医药学和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外来成分。”

　　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秋玉也指出，郑和下西洋使东南亚各国明晓了与中国‘通贡'的重要性。当时，暹罗因为实行扩张政策多次受到明朝的警告，但为了与中国保持贸易，谋求商业利润，便更加积极地派遣使团前来中国，出访次数之多冠压其他东南亚国家，仅永乐朝的二十二年间，暹罗就派了２２个使团来华。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介南引用了当代马来西亚学者赵泽洪的相关评价：“在发展南洋经济贸易，改善生活方面，郑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各地都信仰的钱币、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和政府组织等等，都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中国带出来而在南洋流通、通行的。”他认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贸易途径，郑和成功地构建起一个中国东南亚经济贸易网。而它的构建，为东南亚华侨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凭着智慧和勇气，东南亚华侨为中国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和东南亚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廖楚强则用具体事例证明：“十六世纪中叶的东方国际商港印尼万丹就是由于有众多的华侨经营胡椒的种植和贸易，才极端繁荣的。当时，整个万丹的胡椒市场多掌握在华侨的手中，由中国漳州铸造的钱币，在万丹甚至整个全爪哇市场都可以通用。后来由于荷兰人占领万丹，迫使大量华侨逃离，万丹也从此成为一个萧条荒凉的‘死港'了”。

　　在认真探讨了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朝贡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后，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博士陈永升表示，６００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在中国已知的范围内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从而创造一个以“礼”为核心的和平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它扩大了朝贡贸易的范围，推动了朝贡贸易的空前发展、乃至整个亚洲贸易网络的形成；肃清了贡道，保证了朝贡贸易的顺利；在马六甲设立据点，扩大了与各国商人的贸易往来，并促使马六甲从荒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同时还调解了各国之间的纠纷，创造了和平的外交和贸易环境。

　　“虽然，郑和的船队在七下西洋之后即嘎然而止了。但是，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海外移民和海外商业网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华侨紧抓住机遇，通过自我调适，将自己纳入体系，找到了与中国进行合法贸易的途径，从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进一步走向繁荣。以至于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地区时，就发现中国人在当地的贸易中居于优势地位，有一位西方神甫曾这样描述：西班牙人在吕宋屠杀华侨之后，自觉恐慌。因为他们日用的衣服饮食，仰赖华而运售，今因惨案而交通告断，贸易停顿，虽出高价，以求生活上日用品亦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