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内外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热潮不断兴起。各界人士从多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动因、过程、目的、性质、影响、作用、贡献、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新探讨。
这其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作用、影响、贡献的研究是一热点。研究者均对郑和下西洋在（1）扩展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促进和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亚非国家的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交流以及经济贸易往来；（2）推动中国航海史进入前所未有辉煌时期暨世界航海史的发展等方面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对此，笔者认为，根据目前研究界对郑和下西洋壮举的这些研究，在郑和下西洋历史贡献的记录中，有一内容也值得重视，即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研究。
20世纪末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发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为世人更深刻认识华侨华人重要作用提供了契机。中国南沿海地区的率先快速发展，证明了海外华侨华人不仅在住在国而且在祖籍地的建设、发展中也具有独特重要作用。可是，这些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了解开华侨华人的作用机理，福建省的侨务及科研部门联手展开了不懈探索。研究表明：1
（一）华侨华人在祖籍地的作用是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作用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由华侨华人在祖籍地的作用内容与作用方式构成的。
（二）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包括住在国与祖籍国）中作用的形成呈现一种规律性现象，即其作用形态（如常说的“桥梁”“纽带”等）的形成要通过四个环节来实现：（1）把交流传播物从祖籍国或住在国的母体中分离出来；（2）跨越时空把交流传播物携带到住在国或祖籍国；（3）使交流传播物进入住在国或祖籍国的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相互交融；（4）形成新的交流传播物并存贮起来作为新一轮交流的基础。就是说，海外华侨华人作用形态的实现，首先必须依靠一个能够携带交流传播物、同时具有“分离”“携带”“交融”“生成”“存贮”功能、并能够在这几个环节中自由运动的载体来完成。因为任何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交流传播物都不会凭意念由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入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所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实质上就是“作用载体”运动的结果。
（三）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的存在形式，是由载体所承担的功能决定的。“作用载体”具有四种基本功能：（1）分离功能；（2）携带、贮存功能；（3）被吸收功能；（4）增值功能，只有同时满足这四种基本功能的物质或物质性存在物才能成为“作用载体”的存在形式。
（四）纵观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历史发现，“作用载体”的这四个功能在运动中不是由外部的存在物承担完成的，而是由华侨华人自身来承担完成的：当华侨华人自身（自然人）处于资源属性状态被称之为“华侨华人资源”时，它就具有了“作用载体”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成为能够同时满足“作用载体”四种基本功能的物质和物质性存在物，即“作用载体”的存在形式。
对华侨华人在祖籍地作用方式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发现。研究显示：华侨华人在祖籍地作用的形成是以“作用载体”为内核，经过以下三个环节实现的：（1）首先必须将华侨华人在祖籍地作用所必需的资源要素即“作用载体”，从海外隐性的华侨华人实力体系中转换出来；（2）选择或创建“作用方式”，使载体资源要素能够进入祖籍地资源配置体系运作，生成经济、社会效益（其中部分为华侨华人实力体系新资源存量）；（3）生成的经济、社会效益进入祖籍地经济、社会系统形成作用贡献率，这其中“作用载体”的运动贯穿于全过程，载体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华侨华人的资本、人才、智力、知识等资源要素。
以上对华侨华人作用形成机理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客观存在，这一发现也给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华侨华人作用载体”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呢？在祖籍地，我们看到近现代在祖籍地发挥作用的华侨华人资源要素最初是从海外引进来的，那这些在海外住在国的华侨华人资源最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已发现的华侨华人作用形成机理我们知道，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作用载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资源形态与属性的形成过程。根据资源的“有用性”、“稀缺性”、“需求性”等属性特征规定，华侨华人要想在住在国成为资源，就首先要能够使自己被住在国所认知，承认其“有用”、“稀缺”，对其有需求，愿意将其吸纳进住在国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是首要条件。可是众所周知，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纵有接壤也都存在距离空间，加之各国发展历史不同，各国间在认知上的时空差距是很大的，这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属性亦即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尤其是在形成早期阶段），无疑是一首要障碍。
据史料显示，为了克服、消除障碍，增强住在国对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认识与吸纳，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方法有：（1）华侨华人的自身努力，如通过创新华侨华人资源配置方式，来提高住在国对其的认识、吸纳程度；（2）中国移民的不断迁徙活动；（3）祖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民间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活动；（4）祖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官方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流交往活动。通过（2）（3）(4) 种方式，那些有助于住在国认识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物质性、精神性物品，得以不断地从祖籍国抽取出来并运送到住在国，为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最初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也构成了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早期形成过程。
从历史上看，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早期形成是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上述多种方法交替和混合地发挥着作用，但其中长达28年的郑和下西洋历史壮举，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做出的贡献独具特色。
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从形式上看，它与历史上推动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其他诸种方式没有大的不同，依然可将其划分在交流交往的类型里；但若从内容上看，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历史上类似的中外交流交往活动与之均难以相比。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郑和下西洋不是以一般、常规的或被动的外交往来、经贸文化交流来推动住在国对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认知与吸纳，而是以一种开拓精神，采用住在国可以接受的方式，通过主动展示国家综合实力，为住在国认识华侨华人资源属性并产生吸纳新需求创造了一个新的认知、需求环境，而这种环境正是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所需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开拓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形成、海外华侨华人资源系统的建立，以及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包括由此衍生的华侨华人作用机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其具体表现可从以下三方面阐述：
一、郑和下西洋的开拓精神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跨洋航海活动。在铁路、飞机等其它交通工具尚未出现或不发达的情况下，海洋交通就是世界各大洋彼岸国家相互联系、认识和交往的唯一或重要形式。因此，在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初期，祖籍地的航海能力对其创造有利于住在国认知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外部条件至关重要。有了强大的航海能力，祖籍国优秀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新的中国移民就可以持续不断被输送到住在国，对住在国不断造成新的视觉冲击，而且中国移民也可以有机会选择更多、更适宜发展的居住地。
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祖先已拥有相当的航海能力，可以在所有邻海航行。到公元1405至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并没有将自己的航行停留在单纯重复已知航道的基础上，而是以一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在恢复和加强了与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的联系后，继续向南亚以西那些从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前进，一直到达赤道以南的东非沿岸各国，使之也“宾服”中国。《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忽鲁谟斯传》中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2另《明实录》中也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帝认为“远处海外”的诸番国，对其“恭膺天命，君临万邦”“未有闻知”，特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3
这样，经过7次28年的艰辛航程，“涉沧溟十万余里”4，郑和船队已巩固、开拓了与亚非数十国家的交往航线，有研究者还认为郑和船队甚至已到达了澳大利亚和南极，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海上通道。关于郑和船队造访国家的数量，史籍有载达17国（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至卷十二）、20国（明马欢《瀛涯胜览》等）、21国（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一至卷三）、22国（明费信《星槎胜览》）、29国（清傅维鳞《明书》四国传，卷一百六十六至卷一百六十七）、30国（明茅元仪《武备志》四夷传，卷二百三十五至卷二百三十六）、33国（明茅瑞徵《皇明象胥录》卷一至卷七）、35国（明申时行等《明会典》礼部卷一百五至卷一百七）、40国（明丘浚等《寰宇通志》）、42国（清张廷玉等《明史》外国传，卷三百二十三至卷三百三十三）、45国（明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六）、53国（明罗曰褧《咸宾录》卷二至卷六）、69国（明杨一葵《裔乘》）、98国（明慎懋赏《海国广记》）的。5这些数字看起来虽然不一致，但却呈现出递增状态，这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郑和下西洋的开拓性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重要贡献：
正是由于郑和下西洋对新航线的开拓，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有条件去更多、更全面地认识华侨华人的资源属性，这种量的增加，（1）标志着郑和下西洋为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创造了一个具有规模基础、有利于住在国认识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新认知环境；（2）表明郑和下西洋为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提供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保证：由于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形成是一种质变，它的实现需要量变为基础，只有少数国家的认知尚不足以确定一个群体的属性，郑和船队的开拓精神使得这种量变成为了可能。
二、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方式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模式确立的贡献
明朝初年，郑和船队是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船队和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又适逢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如果需要的话，郑和船队确实拥有以武力征服所到地区与国家的实力。然而，郑和下西洋并没有简单采用军事手段而是侧重于以和平方式与所到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关系。如：
1、遵旨行事，广赠赐品，和平外交。
明初时，中国封建统治者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6明成祖（朱棣）在派遣郑和组建船队下西洋时也颁发如下诏书：“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7
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郑和每次出使前，必使船队携带丰厚的中国精美礼品；每到一地（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首先开读敕书，继而赐（赠）贵重礼品给“各番王人等”，以一种“怀柔”、平和、不屯兵异域、不占领他国一寸土地、并安全护送各国使者、拜谒者来朝返回的方式，与所到之国建立起友好、亲密的外交关系。
2、用中国精湛的瓷器、绫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当地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等，以此建立中国与所到国家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经贸、通商关系。
3、通过建立“协和万邦”的中国式朝贡体系，在亚非地区建立起具有整合性、互补性、合作性、合法性的既体现国家权利又有和平秩序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关系与经济贸易网络，如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圈的建立均由此友好发端。8
郑和下西洋采用的友好、敦睦邻邦的和平方式，为中国与所到之国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创立了世界各国都可接受的方式，产生的效果自然显著。随着郑和下西洋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多国家的使臣、商人乃至国王、皇室纷纷到中国回访、朝贡、拜谒，并获得更多赏赐。据统计，在明洪武（1368－1398年）的31年间，外国遣使来朝的次数为183次。到郑和下西洋前后，如永乐（1403－1424年）的22年间来朝次数跃至318次，洪熙（1425）年间为10次，宣德（1426－1435年）的10年间为79次，正统（1436－1449年）的14年间为104次，其中有4个国家的7个国王亲率使团来访，更有18个国家使团一次同来。
这样的结果，标志着中国与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真正形成，同时也使郑和下西洋所创造的有利于住在国了解、认识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新认知环境具有了和平性特征。这一特征对于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模式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推动着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沿着和平遵循资源形成规律、不使用暴力干涉的模式发展，并为模式的延续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天，数目众多的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祖籍国的作用还能够愈日被更多的人所认同，应当与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模式密切相关，对此，我们更应当对郑和下西洋运用和平方式的历史贡献有一更深刻认识。
三、郑和下西洋“展示国家综合实力”的方式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以明王朝强盛时期综合国力为后盾的伟大航海壮举，对于国家的综合实力，郑和下西洋以其展示方式向世界直观展现。譬如：
其一，郑和下西洋通过展示船队风貌展现当时中国的科技实力。
明初时，随着国家政权巩固、经济生产恢复，科技实力也不断提高。如当时中国华北地区已拥有规模达十万吨以上产量的炼铁工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黑色火药的国家，已能够用火炮武装大海船；中国作为发明指南针的国家，指南针技术已被用于航海；在造船方面，据考证，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已能建造出长约14丈4尺1合约138米、宽18丈，约56米的大型宝船，排水量达140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在近百年后出现的欧洲航海中使用的船只最大排水量仅为130吨左右、载重量约120吨左右）。中国当时拥有的这些科技实力，郑和下西洋通过船队磅礴气势的展示，展现给了世界所到之国。
据记载，“永乐之初，┄┄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9如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1）所率官兵达27800多人（据统计平均每次出使人员均达27000人），含“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10（2）舟船208艘，其中大船（即宝船）62艘（据统计平均每次出使的舟船都达200多艘，大船数量都在40－60多艘之间），最大的有125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这些数万人员、成百船舶由宝船、马船、粮船、座（坐）船、战船、水船等船型严密、科学地组成了一支以宝船为主、不同功能船为辅的庞大船队。当这支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通衢”，战胜“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汪洋大海11驶近目的地时，当地人遥望他们就像见到一片飘动而至的云。由此，只要看到郑和船队展示的这种震人心魄的气势，那些与中国古代文明尚存梯次落差的国度，不用言语也就能体会到当时中国科技、经济实力的强盛。此外，郑和巨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安全往返的史实展示，还向世界科技界展现了他们采用的“罗盘定向”、“牵星过洋”等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以及“木船水密隔舱”等造船技术，在世界航海技术史上的领先地位。
其二，郑和下西洋通过展示处理国际事务能力展现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实力。
在郑和下西洋的初期，明王朝周边国际环境复杂，东南亚局势动乱不安。一是东南亚诸国国内矛盾重重，各国之间也相互争斗，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威胁周边国家。二是海盗猖獗，海上航行没有安全保障。
郑和船队在诸次下西洋过程中，通过（1）“一鼓而殇灭之” “聚众三佛齐国，却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的“海寇陈祖义”12；（2）“生擒” 锡兰山国其“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的国王亚烈苦奈儿“至九年归献”，并“寻蒙恩宥，俾归本国”；13（3）应苏门答腊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赴陈诉”，“就率官军剿捕”“生擒”“寇侵本国”的“伪王苏斡剌”，“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14（4）“悉免”爪哇国西王都马板因与东王“相战”“杀我（郑和使团成员）百七十人”“愿偿”的“黄金六万两”；15（5）“招徕”苏门答剌国，“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并“诏封为苏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16（6）应占城国王“遣使来贡”“乞谕安南勿侵”，“许之”，“出兵相助”“复安南所侵地，献俘”；17（7）“赐”“五屿”（旧不称国，无国王）“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18（8）“敕谕暹罗”“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19等，展示了郑和船队在平盗、平乱、排难解纷、消除隔阂、调节与缓和各国矛盾、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当地安定发展等国际事务处理方面具有的独特能力，由此展现了中国当时已拥有的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如果没有这些实力作后盾，一支船队就能“一鼓殇灭”数千海盗、“生擒”有上万支持力量的亚烈苦奈儿王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郑和下西洋通过展示皇朝“赐物”展现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之处不断变化，但每到一地都有一个相同的仪式，即“开读诏书”、“开读赏赐”。郑和向世人展示的赏赐之物主要为：
（1）丝织品：如“永乐三年（1405年）┄,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20（2）诰命银印；（3）金银钞锭；（4）中华正朔（即中国历法）：“郑和‘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21（5）冠服：“永乐四年（1406年）┄，浡泥国使臣┄言：‘远夷之人，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上嘉而赐之┄”；22（6）度量衡：“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国王┄遣使┄复乞赐量衡，俾国人永遵法式。从之”；23（7）图书：“永乐二年（1404年）┄，命礼部装印《列女传》万本，给赐诸番”24等等。
由于这些“赐物”的构成，恰是明初朱棣时期中国手工业、农业、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船舶等行业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如中华礼仪习俗、伦理道德、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教制度、科学技术等）领先世界之前列的反映，因此，赏赐之物的展示展现了当时中国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实力。
郑和下西洋主动直观展示中国综合国力的方式，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贡献十分重大。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移民是一个平民性的移民群体，移民行为多以个人、自发、经济性为主，这使得住在国对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认识常停留在对分散个体认识的水平上，这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是不利的。郑和下西洋通过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向住在国展现了中国的国力、国威，使住在国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中国移民的强大国家背景，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住在国对华侨华人资源属性认知环境的形成。
第二，由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一个地区或另一国家的影响是整体的，特别是会因为实力和发展的差异性带来新需求、新机遇、新发展模式。因此，郑和下西洋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展示，就给许多住在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模式。如苏门答腊、古里、溜山、爪哇、旧港、占城等地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成为了新的航海与贸易基地；原受暹罗控制的满刺加王国，在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帮助下，很快成为东南亚重要的经济、商业、贸易中心“马六甲”；印尼三宝垄在郑和来过之后，成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海港商业城市。
在这些新发展地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受中国综合国力影响，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会与中国发生关系，如在爪哇就使用中国历代铅钱或铜钱进行货币交易。这些新发展动力就促使他们不仅加深了对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华侨华人的人才、科技、经济、文化等资源形态产生了现实的新的吸纳需求，这种需求为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提供了质的保证，这也就标志着郑和下西洋又创造了一个能够推动住在国吸纳华侨华人资源的新吸纳环境，加之以上阐述的郑和下西洋创造的住在国关于华侨华人资源属性的新认知环境，以及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模式确立的贡献，这样华侨华人作用载体的形成就可进入最后实现阶段。史实表明，上述地区后来都成了华侨聚居点或唐人街，这足以证明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作用载体形成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