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1，历时二十八年，帆舟所及，遍至亚非三十余国与地区，是一次规模空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也是中国人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里程碑。作为明代初期中外友好往来的使者，郑和的事迹被世界各国人民传为千古佳话。然而，多年来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侨华人问题上，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对郑和下西洋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一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者前辈。
一、郑和下西洋之前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
中国人移居国外是与对外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因对外贸易活动而移居国外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自汉唐代以来，陆海贸易通道的开通，前往各国的朝廷官员和中国商贩络绎不绝，也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商人、留学生来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发达，对外推行开放政策。朝廷派出的外交使节，除了宣扬国威、招谕诸国来朝、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外，还有力地推动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从广州、扬州、泉州等贸易港口出发的中国海商远航东南亚、西亚、孟加拉湾、印度半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等地区，将大唐文明远销海外。正如《萍州可谈》记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东南呼中国为唐。”海外华侨经济利益与安全得到大唐王朝的保护。
到了宋代，海外华侨不仅是对外贸易的主角，而且在中外官方关系上起着相当活跃的作用。高丽王朝对华商相当重视，甚至诱以仕禄劝其留下。东南亚各地对海外华商也非常友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2在真腊（现柬埔寨），“蕃杀害唐人，即以蕃法偿死。如唐人杀蕃至死，即罚重金，如无金，则卖身取金赎。”这说明海外华侨普遍受到当地国政府和人民厚待，海外安全与利益得到保障。于是富者贩货往来异域，成为大小海商；贫者也可受雇于水手纤夫。
宋代以前海外华侨主要因贸易住蕃而留居当地，元代华侨开始为谋生而定居当地繁衍后代。元代禁止私人贸易和国人出洋，其目的是垄断海上贸易，独擅贸易之利，实际上对国人逃逸并未严禁。据《真腊风土记》记载，元代周达观奉旨出使真腊，遇见不少华侨娶当地妇女谋求贸易便利及中国水手逃逸寓居当地，并未招谕其回国，可见元代对海外华侨安全与利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到了明代初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社会经济因元末战争的破坏而处于凋敝状态，北方的元蒙势力还十分强大，东南沿海倭寇骚扰与逃亡沿海岛屿的反明力量勾结，使得明太祖深感不安。明太祖认为，海外贸易是不安定的因素，商船出入大洋，通贩诸国，可联络倭寇与海外的反明势力，勾结国内反明分子，酿成事端。唯有厉行海禁，切断国内外反明势力的联络，才能杜绝危险因素。为此，明政府实行了“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海禁政策。这种政策的厉行对唐宋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私人海商为了反对官方独占对外贸易，大量移居海外与“朝贡贸易”展开激烈的斗争。
自明朝建立以来，朝廷为了垄断海上对外贸易即“朝贡贸易”，对海上私人贸易和海外移民采取限制、打击的海禁政策，严重威胁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
一是设立市舶司限制私人贸易。吴元年至洪武三年（1367－1370年），先后设置太仓州的黄渡镇、宁波、泉州和广州市舶司，并限定出海贸易舶商只能“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3市舶司不但不鼓励中国船舶的出海贸易，而且处处设卡加以限制，以达到使“朝贡贸易”独占全部对外贸易。但由于市舶司不仅不能肩负“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绳”的职责，反而在海禁和抑止私人贸易问题上，朝廷与沿海地方长官互相推卸责任，并于洪武七年（1374年）尽罢市舶司。
二是收买私人贸易者。为了遏制海上私人贸易的活跃和威胁，明朝大量收买私人贸易者，并于洪武四年（1371年）将收买过来的大小私人贸易者，其中“充舡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4
三是下令禁止入海“通番”。明朝刚建立就实行了“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海禁政策，连朝贡贸易也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洪武三年后，朱元璋又连续下了四次“片板不许入海”的法令。在倭患严重的地区，甚至连捕鱼船也在禁洋之列。尽管洪武年间厉行禁海，但民间私自入海根本无法杜绝。
四是禁售禁用“番香、番货”。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件发生后，为了防备勾结外国兴兵作乱，从而对 “朝贡贸易”略有限制，再加上贡品主要供应朝廷，市场上的私人贸易运进来的“番香、番货”占主导地位。为着不让私人贸易运进来的“番香、番货”充斥市场，明朝于洪武二十七年（1395年），实行“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渚香，违者罚之”5的禁令。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不仅痛击了私人贸易，而且官方的“朝贡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对抗“朝贡贸易”独占对外贸易和不断严厉的海禁政策，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从事私人贸易的中国海商，便勾结沿海豪民和方国珍部下，甚至与“倭寇”合伙，在海上进行走私或掠夺。随着两者的冲突和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大量中国海商移居海外，占领马来海峡的三佛齐、旧港等地，并阻碍印度洋诸国的“朝贡贸易”。这样一来，明朝要继续保持和扩大“朝贡贸易”，就必须解决海道不受中梗。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了扫除朝贡贸易的障碍和沟通海上贸易通道，不受三佛齐的中国海商和海外华侨阻挠，于是决定下西洋之举。这就是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和安全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
二、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行为
到永乐年间，明成祖一改洪武年间消极的海禁政策，积极对外开放，恢复市舶司，专司“朝贡贸易”，继而遣使出洋。郑和率庞大船队的出使，是 明初“宽海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邓小平同志这样评价道：“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然而，郑和下西洋无论其下西洋的最主要动机是什么，发展海上朝贡贸易，招诱海外华侨，剿灭海寇，保证贡道安全，无疑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
1、畅通贸易通道
对于“朝贡贸易”，明成祖是爱护备至。为了更多地鼓励外国贡舶前来“朝贡贸易”，明成祖采取了放发“勘合文凭”，而对私人贸易则仍然采取严禁的办法。在明成祖的鼓励和保护下，到了永乐三年，前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诸番贡使益多，乃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市，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但尚未沟通西洋的“朝贡贸易”。于是，明成祖于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1405年至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航行到东非南纬四度以南的慢八撒（今蒙巴萨），沟通了西洋诸国前来进行“朝贡贸易”，完成了敦睦四海的航海图。
尽管明初以来始终坚持海禁，但海上贸易和走私屡禁不止。郑和下西洋吸收了许多沿海人民加入远航船队，在恢复和发展“朝贡贸易”的背后，推动了私人贸易以非法形式悄悄在进行，维护了海外华侨经济利益。据《闽书》记载，虽有禁海之令，利之所在，在安平“衣食四方者十家有七”。
2、招诱海外华侨
对移居海外的华侨，尤其是占领三佛齐的中国海商，明成祖也不放弃再一次的施行威迫利诱的办法。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诏称：“尔本国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恶死，人之同情。帝王替天行道，视民如子，当洗涤前过，咸俾自新。故已获罪者悉宥其罪。就俾斋敕往谕尔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还复本业，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6朱棣此诏，可谓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再次诏令华侨归国，“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此闻之，良用测然。兹特遣人赍敕谕尔：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悉经赦宥，譬如春水，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7两次宣谕如出一辙，也当由郑和四处宣谕。隔年，即有八百多海外流民应谕而返。
3. 剿灭海寇，维护华侨社会稳定
然而，海外万千流寓华民谋生与斯土，其根基已相当稳固，如三佛齐、东爪哇等地的华人集团势力已雄视一方，即使郑和率舰队前往招谕，也绝不轻易弃其基业，应诏返国。三佛齐以梁道明为首的华人集团虽然向明朝入贡，但以陈祖义为首的另一方华人集团并不轻易屈服。到了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谕之，祖义诈降，潜谋邀劫。有施进卿者告于郑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8鉴于旧港地理位置的重要，经郑和奏准，设宣慰司于彼地，并以功授施进卿为宣慰使，赐其冠带，立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且规定：“施本人死后，位不传子，是以其女施二姐为主，一切尝罚黜陟皆从其制。”从此，保证了下西洋航海线畅通无阻。郑和下西洋，对冒禁下海的商人流民采取招谕利诱，而对海寇贼则予以打击，目的都是为了排斥私人海上贸易，维持海疆稳定和中外贡道畅通，巩固高度集权专制统治。
4.保护海外华侨经济利益
明成祖即位初年，就厉行“下海通番”之禁，甚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同时，积极对外开放，继而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的出使西洋，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体现了永乐年间的对外开放和“宽海政策”。在三佛齐，郑和挑选了忠实于明朝的施进卿，充任旧港的宣慰使。足见明朝对于移居海外的华侨是加以招抚、利用和保护，取而代之明朝的直接统治。当时明朝所要求的，只是让印度洋上诸国的“朝贡贸易”航道不再受阻，对海外华侨没有其他要求。郑和在旧港设立宣慰司，使中国和海外华侨取得有利的商业地位，并开创了海外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
不少文章提出，郑和下西洋给华侨开拓南洋造成恶劣的影响。拙见认为，尽管郑和下西洋仍是官方对外贸易想要窒息私人走私集团，但基本上是维护广大海外华侨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的确在锡兰和苏门答腊有过三次所谓的“军事行动”，除了剿灭陈祖义集团外，有关史料文献未见过对海外华侨以及因政治遁逸海外的宋元遗臣进行镇压。正如《明史》所运：“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9
三、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的影响
从郑和下西洋时期朝廷颁布的各项海上禁令来看，主要是针对海上走私贸易和海寇的，而对华侨出国尚未予以很大关注。同时，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贸易和移民通道，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出国谋生，朝廷的海外移民禁令对他们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此，郑和下西洋时期是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得到保护的时期，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掀起拓殖南洋的新时代。
1. 促进海外华侨社会职业构成的变化
郑和下西洋以前，海外华侨主要从事贸易、航海、翻译、向导等活动，商业贸易的货物来源主要依赖中国。但是，郑和下西洋之时，既是“朝贡贸易”主导对外贸易之时，郑和船队所乘载的商货（除了载有官方货物外，有相当部分系私人买卖之货），永远不能满足海外华侨华人贸易的需求，因此海外华侨纷纷转向种植水稻、茶叶、甘蔗、胡椒和橡胶以及开采锡矿、金矿等，融入当地的经济开发。中国商货供不应求，故“今得赴异邦，可获利百倍”。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诸书中，明晰地记载海外华侨在各国进行交易情节。如在暹罗用小船去做买卖；在古里和祖法儿，当地头目前来议价和交换货物；在苏门答腊和忽鲁斯，各国海商前来会市；在满剌加国建有巨大的仓库。
2. 推动南洋的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往往是以移民运动作为背景的。郑和下西洋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仅将中华民族文明远播于海外，而且推动了海外各国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南洋诸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且具有悠久文化的中国相比，当然是相差甚远。郑和下西洋，使南洋诸国从战乱纠纷中解脱出来，在和平的环境中求发展；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传入，客观上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进步；郑和奉行的“厚往薄来”的怀柔政策，又给诸国以物质上的支持；“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义”。如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的地区开始用清洁的青花瓷作餐盘。而且大量海外华侨充当了中外交往的媒介和开拓南洋的先锋，使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文明得以在“南洋”诸国传播，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3.促进海外唐人街的形成
流寓海外的华侨，大多数人愿意聚地而居，以便互相照应，并在聚居地摆摊设店，经营小餐馆、客栈、杂货铺，以“唐人”、“唐山客”自称，唐人街也就因此得名。它是华侨和平经商与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产物，成为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但真正唐人街的形成是在郑和下西洋开始的。10
首先，郑和下西洋是明代统治者为“耀兵、示富”以达“万国宾服来朝”的举动，大大提高了“唐人”在国外的地位，促使了唐人街的形成。郑和每到一个地方，先按国之礼节去拜访该国的国王，并送上携带的珍贵礼物，仅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珍贵礼物，就令所在国的国王、大臣、王公贵族刮目相看。当地人则更为郑和庞大的船队所敬佩，得知这些“唐人”的后面原来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因而对“唐人”不敢轻视。其次，郑和下西洋扩大了国际贸易，提高了中国货的品牌。由于郑和船队带来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制品，丰富了当地市场，为唐人街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交易是以物易物，但正是郑和所带的高级国货，产生了中国货品牌效应。就拿马六甲来说，唐人街通过直接从中国进货，使得马六甲很快成为东南亚重要的经济、商业、贸易中心。再次，郑和下西洋带去中国先进文化，推动唐人街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海外华侨更加坚定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信念。要继承和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就不能没有一个载体。因此，真正的唐人街应时应运而生。
4.建立南洋开发移民圈
郑和下西洋，完全打通了往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在南洋诸岛建立了中国移民开发圈，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前往东南亚，为华侨开拓东南亚提供人才资源。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给地狭人稠的沿海人民开拓海外生存谕发展空间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积极利用郑和下西洋构建的海外移民通道，在“宽海政策”之时飘忽过洋，或与地方官员勾结私自出洋。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当时，东南亚许多国家还处于部族状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移民，不仅带去了中国各种先进的制造品，而且带去了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中华文化，为东南亚各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保护海外华侨开发南洋
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郑和和下西洋，是明代统治者为“耀兵、示富”以招徕“万国宾服来朝”，并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郑和所到南洋各国后，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此外，宣抚和军事活动也占有很突出的位置。如解决安南边患、与爪哇王之交涉、生擒海寇陈祖义、设立宣慰司、解决锡兰山海寇问题、建立满剌加国、在暹罗遣返何八观判犯、擒献苏门答剌“伪王”、扶持旧港宣使施二姐、对暹罗国王进行敕谕等，都是郑和下西洋发生的特大事件。这些说明了郑和以西洋诸国的保护者自居，为保护海外华侨经济利益和安全开发南洋创造了良好环境。
6.海外华侨势力不断壮大
郑和下西洋积极经营南洋之后，南洋逐步建立了中国侨民政权，成为中国之一都（藩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他们不但没有国家的力量作后盾，并且冒着违犯国家法令的危险，凭借勇气和求生的欲望，空拳赤手，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的新世界、新事业，凭着优秀民族的智慧去征服恶劣环境，成为当地的领导者。他们在带领华侨开发东南亚方面作出了贡献，其姓名事迹流传至今。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有开辟旧港的华侨首领广东人梁道民、施进卿，有旧港番舶长广东人张琏。在马来半岛，有开辟柔佛槟榔屿的华侨首领广东人叶来。在泰国有 罗国王广东人郑昭。在越南有广南国王阮潢，港口国王郑天赐。在加里曼丹岛，有开辟浡泥边地的华侨首领福建人林道乾，婆罗国王郑和使团某成员（福建人）的后裔某氏，戴燕国王广东人吴元盛，崐甸国客长广东人陈兰芳，安班澜华侨首领广东人张杰诸。南洋群岛有今日的繁荣，正如沙捞越王查尔斯布罗克所言:“使南洋而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英国总督瑞天成所言：“马来半岛之有今日，皆华侨劳力之所赐。”华侨张相文所著的《华侨中心之南洋》一书，也以大量事实和统计资料说明了海外华侨为东南亚各国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是封建王朝的一次开放，但严厉的海禁政策又成了这一“开放”的桎梏，这种自相矛盾的措施，最终导致海外移民政策走进了死胡同。郑和下西洋的80年后，欧洲殖民者则在其政府力量的全力支持下开拓南洋，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他们，瓜分豆剖，南洋要埠很快就尽入其掌握之中，而海外华侨在南洋近千年的苦心经营，到头来反而寄人篱下，受尽欺侮迫害，中国政府却不能过问。这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两代对海外华侨的敌视、打击是这一悲惨结局的重要原因。
四、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保护海外利益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600年后的今天，中国海上通道安全与否，直接攸关海外利益能否实现。中国谋求海外利益，必然要追求海上通道的安全、重要海峡的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龙目海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台湾海峡等许多海峡，对于急需能源的中国而言都是“石油海峡”，而马六甲海峡更是成为中国的生命咽喉，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形成所谓“海峡困局”。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审视国际安全环境中，其必然的思维逻辑在于海上安全通道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郑和下西洋对保护中国海上通道及海外利益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甚至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核心和基础，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三方共同构成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核心。境外中国工作人员、侨民以及相关机构等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保护好海外华侨经济利益，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郑和下西洋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具有雄厚的物质储备，所至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等商业中心区，皆设贸易据点，确保海外华侨的经济利益和贸易安全。目前，中国要保护海外华侨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同时要提高相关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特别是经济依存度。
其次是加强外交关系。郑和下西洋，突破了我国国际关系的旧范围，加深了我国与西洋各国的联系，提高了我国在当时国际社会的威望。目前，中国外交和安全利益范围将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进程而不断扩展，为了确保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华侨及其财产的安全，就必须加强多边外交和地区外交。中国位居亚太中央，有与邻国相连的陆上交通网，东北与西北有两条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通道，东部可与亚太海上通道相通，因此加强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拓展和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渠道。同时，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和现存霸权主义美国有着维护海上安全的共识，应共同参与对海上通道安全的管理。
再次是加强民间经济外交。在三佛齐，郑和挑选了忠实于明朝的施进卿，充任旧港的宣慰使，管理海外华侨社会。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天平开始向民间事务倾斜。民间外交有别于政治外交，它能更务实、更直接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侨合法权益。华侨华人资源特别重要，“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人”，遍布全球的华人社群和网络毫无疑问是中国拓展海外民间外交的人脉。
第四，强大的军事力量。郑和远航规模巨大，仅第一次航海就有2.7万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200余艘。真是舳舻相继，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如此规模的远航船队，不仅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也是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任何探险船队、运输船队所莫及。目前，中国要确保自己的海上能源通道，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强化海军、空军力量，使其具备保卫中国海上资源和能源补给能力，逐渐发展远程作战能力，以打破对中国可能进行的经济和能源补给的海上封锁，至少要做到在重点海域和海峡通道影响力的存在，才能保卫自己所依赖的石油运输通道。
最后，要全面参与国际事务。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就被边缘化或者孤立，与其站在圈外被利用，不如参与谋利益。中国政府面对众多突发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相信，在以后的海外利益保护中，政府的干预能力会越来越强，其结果也将越来越符合海外华侨华人的心愿。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有着越来越大的期望。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其影响世界的方式应该是多元的。11
从郑和下西洋历史可以看出，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基于此，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通过殖民、武力扩张手段来拓展海外利益，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拓展海外利益的基本准则。中国谋求海外利益高举的是“道义”与“共赢”大旗，绝非霸道。所谓道义就是树立自己的文明，但包容历史的遗留物，也包容异己，有了历史和异己的坐标，就知道自己是否有进步。所谓霸道就是以自己的文明为宗，贬抑、灭绝异己。
